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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不用说，这种情形下，肯定有一些人属于实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继续等待的地步。

    那没别的办法，便只能另行变通之法来解决问题。

    比如说，让年轻的夫妇们住进筒子楼，就不失为一种暂时缓解单位住房困难的好办法。

    同样是在这个月，人艺演员杨力新也在三楼分上了一间面积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。

    他和妻子一起住进了首都剧场的后台。

    尽管房间小得实在摆不下什么东西。

    放进去一张双人床，一个大衣柜，一个带推拉门玻璃的茶具柜就没地儿了。

    但与那些仍旧没有分上房的人相比，杨力新已经深感满足了。

    唯独使他感到不太适应又有些为难的，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着一些忐忑仓皇的色彩。

    要知道，住在筒子楼里，生活中大部分的隐私和习惯只能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。

    谁家的事情，别人家很快就知道了。

    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私密，关起门你睡觉，开门每家可以穿来穿去。

    纯属巧合，这一年上映的电影《邻居》，恰恰就反应了社会住房紧张的矛盾与现实。

    同时也对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、厕所、水房、厨房公用的筒子楼。

    一家一盏灯，一户一个水龙头，一个电表的生活方式，有着比较详实的体现。

    这就让这部电影成了这一个时期国人生存形态的一种另类记录。

    使得日后的人们，对多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大楼道里头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仍旧有据可查。

    但说句实在话，即使是这样的筒子楼，也不是最差选择的解决方案。

    更多的分房无望的老百姓，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础上想办法。

    就像鸟儿“絮窝”一样，继续搭盖起各种材料、各种样式和各种面积的小房。

    朝向东南西北不拘，三角形、梯形，什么都有。

    各房之间的过道儿，只要能将将推过一辆自行车去，邻居就不说话。

    “杂”是必然的，甚至就连这样的情况也分三六九等。

    有人运气好，院里地儿还大，有地方接房、改房。

    靠四处捡来的砖，先下手为强，弄好了能弄个够高够规整的二十平米。

    可跟着后面的人，所以面临的条件必然因此而变得越来越艰巨。

    有人想尽办法，最后也只能凑合盖出个八平米、石棉瓦顶子的“陋居”来。

    仅仅只能保证放张双人床、不漏雨而已。

    但这仍然还不算是最堵心的情况。

    像有姑娘甚至因为家里房子紧张，兄弟姐妹的矛盾，受不了经常吵架，长期打地铺的日子。

    而草草把自己嫁了出去，哪怕对方不是自己最满意的人。

    甚至还有的人为了房子，转了户口，离开京城的。

    由此可知，在住房紧张的年代，仅为了一处小小的容身之所。

    许多普通人会为之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。

    这实在是一种极为残酷无奈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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